记忆中的徐悲鸿纪念馆

1959年北京开始建十大建筑，父母单位的宿舍大院被划为北京火车站的广场。我家从四合院的小套院中搬到紧邻火车站的东授禄街30号。徐悲鸿纪念馆在其故居东授禄街1号。坐南朝北的院子，两扇大红门经常关着，有些神秘。东授禄街2号和3号是老北京讲究的二进的四合院，和纪念馆连成了L型。三座院子前是一个可以集会的场地。小学四年级时，各省市区县选举国家主席和政府干部。百姓投票选举国家领导人是轰动京城的大事，大街小巷热闹熙攘，孩子们也跟着兴奋着。区里的投票地点就在纪念馆，年满18岁才有投票权。孩子们簇拥在纪念馆外羡慕地看着进进出出的叔叔伯伯和阿姨们，猜测想象着纪念馆里的投票情景。父亲被选为投票站的负责人。我和另一位同学好奇地想进去看看，在同学们的怂恿下混入了大红门。院子很大，房门前有几节青石台阶，进了大厅就看到了那幅《奔马》。这时，一位执勤的伯伯拦住我们，厉声让我们出去。我们学着家长的话和他讲理。一位阿姨说，快走吧，小孩不能进，你们家长知道要生气的。一位刚投完票出来的叔叔说，你们进去干什么？里面墙上画的女人没穿衣服。我们一惊，立马跑了出去。1966年初夏文革开始，红卫兵进驻了纪念馆。徐悲鸿的遗孀廖静文女士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将徐悲鸿1200余幅画作和1200余幅唐、宋、元、明、清及近代著名书画，以及徐悲鸿生前从国内外收集的1万余件图书、图片、碑拓、画册与美术资料，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在周总理的安排下，这些艺术精品才保存下来。1973年廖静文再次写信给周总理，希望重建纪念馆。一个月后即得到了毛主席的批示。在周总理的协调下，廖静文女士四处奔走。1983年徐悲鸿纪念馆在西城区新街口北大街53号重新开馆。我的小学同学住在东授禄街2号和3号。放学后，住在附近的同学组成了家庭学习小组，做完作业女孩子们在院门外的空地上跳皮筋，男孩子们踢足球。文革那年我读五年级，做了五年的班主席，经常代表老师检查家庭学习小组的情况。有次和同学们在纪念馆大门前跳皮筋，有位同学说，别跳了，大姐姐来了。一位瘦高清秀的姐姐斜背着书包走了过来，看了我们一眼，向那位同学笑了一下，推开大红门抬脚迈了进去。同学说，大姐姐的爸爸就是徐悲鸿，这个纪念馆就是纪念她爸爸的。这位大姐姐就是徐芳芳，当时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钢琴演奏专业读高三。后来，纪念馆被红卫兵破了"四旧"，芳芳姐也"上山下乡"了。我1987年春天来美国留学，几年后回京探亲，纪念馆在北京火车站的广场扩建中被拆了。芳芳姐参与和协助了2011年10月30日至2012年1月29日在丹佛美术馆首次举办的徐悲鸿综合性个人画展。展出前，她邀我带朋友去看画展。办报牵扯了我全部的精力，几次计划都没能成行，只在自己的报纸《华夏时报》和网站上报道了这则消息。六年前，芳芳姐开始筹备写《奔腾的骏马》英文版，经常往返于美中两国。前年，我回京参加华文媒体会议，华夏时报荣誉顾问杨先让教授在电话中告诉我，芳芳近日也来北京，咱们最好聚一下。无奈大家都忙，还是没凑到一起。半年前，杨先让教授委托我协助芳芳姐在休斯敦举办徐悲鸿演讲会和售书。我和芳芳姐开始了频繁的邮件和电话联系。我联系了莱斯大学校长夫人孙月萍博士和休斯敦大学亚美研究中心主任邹雅莉教授，联系了休斯敦中国艺术中心主任陶文君和董事长油画家张要武，联系了古董拍卖公司董事长吴因潮和GMS大画廊负责人龚如芳，推荐了中华文化服务中心、佛光山中美寺举办演讲会。随后，在休斯敦美术馆会议厅、中华文化服务中心、佛光山中美寺和休斯敦中国艺术中心顺利地举办了四场演讲会。在中美文化交流基金会与华夏时报、古董拍卖公司和GMS大画廊举办了两场座谈会，也成就了我和芳芳姐五十年后在美国的相逢。（杨先让教授的儿子、建筑师杨海郎先生也邀请了多位知名人士和艺术爱好者在家中的“上尚艺苑”厅举办讲座。因刚从北京探亲返回在家隔离“疫情”，故取消了讲座。）于建一写于2020年2月12日

徐芳芳在休斯敦美术馆会议厅向中美艺术爱好者介绍父亲徐悲鸿的艺术成就。

徐芳芳(左二）和中华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华启梅（左一）与文化基金开发部主任李冬梅（右一）、华夏时报社长于建一（右二）合影。

徐芳芳夫妇（右二、左一）与佛光山中美寺监寺觉法法师（右三）和斯坦福市议员谭秋晴（右四）及义工们合影。

徐芳芳（右二）和张心庆（左二）在古董拍卖公司相聚。右一为该公司董事长吴因潮，左一为GMS负责人龚如芳。

徐芳芳夫妇与华夏时报发行人、社长于建一（右二），主编陆钢（右一）在徐悲鸿学生杨先让教授的书法前合影。左一为徐悲鸿学生袁浩教授的儿媳阮家妮。

徐芳芳夫妇（中）演讲结束后与少数听众合影。中国艺术中心主任陶文君（左二）、美中文化交流基金会于建一（左三）、国会议员助理张晶晶（右二）、GMS大画廊主任龚如芳（右一）、艺术学校校长张要武（后排左三）、古董拍卖公司董事长吴因潮（后排左四）、华夏时报主编陆钢（后排右四）。近七十人参加了演讲会。